往事悠悠——安家正先生回忆烟台二十四件往事-老年文苑

往事悠悠
——安家正先生回忆烟台二十四件往事
01
叶剑英元帅在烟台鉴赏古书画

1979年8月，叶剑英元帅来烟台疗养，住在东山宾馆。一天，烟台专署办公室王韶华副主任来到烟台地区博物馆对馆长史征夫说：“叶帅很想鉴赏博物馆收藏的古书画，但因年事已高，行动不适，能不能由你挑选一批精品，运往叶帅住处？”史征夫说：“可以”。于是他便精心挑选了明、清时期二级以上书画珍品53件，装入特制的文物专用箱内，做好了准备。

8月24日上午，专署派专车把这批书画珍品运到东山宾馆，史征夫也同车前往。车停在8号楼前，博物馆同志下车把装书画的箱子搬进楼内。这时只见叶帅在张爱萍将军的陪同下走了出来，史征夫一见到叶帅，心情有点紧张，叶帅可能看出史征夫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便把右手向他伸来，史征夫连忙双手握住叶帅的手激动地说：“叶老您好”。叶帅问史征夫：“你贵姓？多大年纪？”史征夫回答：“免贵姓史，68岁。”叶帅紧握史征夫的手和蔼地说：“史老你好”。史征夫一听叶帅称他谓“史老”，真有点受宠若惊，自己这寻常之人怎能让党和国家领导人称“史老”，况且叶帅还比自己年长l4岁呢，连忙说：“不敢当，不敢当。”
接着开始鉴赏书画，叶帅看得非常仔细，先展开近看，再挂到墙上远看。当看到沈南苹的《梅花锦鸡图》时，叶帅说：“沈南苹的画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史征夫便向叶帅介绍：“沈南苹是浙江人，擅长花鸟画，雍正年间，曾受日本国王之聘，在日本住了三年，对日本画坛颇有影响，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叶帅听后点了点头，高兴地说：“作为一个地区博物馆，能收藏这么多精品，很难得啊！”当展开唐寅的《灌木丛篁图》时，叶帅特别兴奋，看得十分人迷。史征夫便向叶帅汇报了这幅画的流传经历：“这幅《灌木丛篁图》，是唐寅成熟期具有独创风格的作品，书画专家鉴定为一级品。原为掖县（今莱州市）大户赵家藏画，赵家先人赵焕，明嘉靖44年进士，万历l4年曾在南京任右都御史，此时距离唐寅谢世只有60多年，赵焕便在唐寅的家乡获得这件传世精品带回掖县家中，一代一代地传下来。该画历尽沧桑，破损严重，l963年被烟台地区博物馆收藏，后经北京故宫博物院专家揭裱修复，才使这幅国画精品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叶帅说“你们烟台收藏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书画精品，说明你们的文物保护工作做得好。”53件书画精品，叶帅看了整整两天，直到第二天下午五点，才全部看完。
两天来，史征夫一直陪在叶帅身边，聆听叶帅对文物工作者的教导，最后，叶帅反复叮嘱博物馆同志：“一定要好好保护这批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指示烟台地区领导：“要关心、支持文物保护工作。”

叶剑英元帅虽已离去，但他老人家那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深深地印在史征夫的脑海中，他老人家“一定要好好保护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的教导，将永远激励一代代文物工作者为之奋斗下去。
02
冯玉祥烟台之行


20世纪30年代，著名爱国人士冯玉祥将军曾到过烟台，他虽然只住了四天，但他的高尚人格和爱国精神，却永远留在烟台人民心中。
冯玉祥（1882—1948），安徽巢县人，字焕章，曾先后任北洋陆军旅长、师长、督军及陆军检阅史等职。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把“赌选总统”曹锟赶下台，改所部为国民军。l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攻抵武汉时，他宣布集体加入国民党。1928年，他举旗反蒋，l930年爆发蒋冯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积极主张抗日，l933年5月，他与共产党合作，组成民众抗日同盟军，自任总司令，奋起抗击日寇，一举将日寇赶出察哈尔。后在蒋介石与日寇的联合攻击下失败，8月下旬他带着4个手枪连到泰安隐居，但他虽然息影泰安，却始终不忘抗日救国。l934年5月初，他从泰安出发，踏上了宣传抗日的旅途，经济南、青州、潍县、黄县、蓬莱等地，于5月22日抵达烟台，受到烟台人民的热烈欢迎。
烟台于1934年1月刚刚脱离福山县建置，成为烟台特别行政区，设专员公署，首任专员张奎文系冯玉祥的老部下。冯玉祥到烟台后，由专员公署接待，下榻于金沟寨原海军学堂。冯玉祥在烟台无爱言婚，除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抗日，还先后考察了永康造钟以及绣花、发网、花边等工厂，他看了永康造钟厂的产品后说：“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他赞扬绣花工人“花样翻新绣得鲜又巧。”他见东、西炮台被拆毁，写下了慷慨激昂的诗句：“东炮台上炮全毁，西山炮位早坏了。先人的心血今已成了历史上的史料，而今而后徒供后人凭吊！大好要塞不设备，敌若来时只有跑，试看政府枢要还不是不抵抗当道！”
在行署专员张奎文的陪同下，冯玉祥登上了停泊在烟台港的美国兵舰参观，而后他怀着满腔忧愤写下一首诗《美国兵舰》，诗中写道：“不平的世界，不平的地天，什么时候我们的兵舰能到美国住几天！”
冯玉祥生活俭朴，在烟台期间一切从俭，他宴请烟台各界人士时，以豆腐、豆芽、萝卜为主，使应邀赴宴者大为感动。他考察永康造钟厂时，厂方要赠送他几座木钟，被他婉言谢绝，而后自己掏钱买了4座。5月26日，冯将军在志孚中学（今烟台一中）操场上，向烟台各校师生及各界人士发表演说，宣传抗日、抨击汉奸、卖国贼和不抵抗主义，勉励青年学生好好读书，将来担当救国重任，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他在青年会挥笔题书：“碎骨粉身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
抗战胜利后，冯玉祥继续与共产党合作，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并与李济深等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46年，他出国考察水利，l948年9月，他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因所乘船只途经黑海时失火，不幸遇难。噩耗传到烟台，各界人士无不悲痛，纷纷集会悼念，缅怀这位令烟台人民敬仰的，一生爱国的冯玉祥将军。
03
辛亥革命与海防营

老烟台有座海防营，虽早已不复存在，侣官却永沅留在烟台人的记忆中，因为90年前辛亥革命烟台起义时，“十八豪杰”智取海防营，取得了关键性胜利。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山东革命党人积极响应，11月12日晚，号称“十八豪杰”的栾钟尧、李凤梧、王耀东、宫仁山、宫锡德、宫锡恩、杨新亭、张雨臣、丁训初、李士元、李旭堂、由芝贵、肖仕生、王锡之、孙锡纯、刘德亭、曹维新、倪显廷聚集在《渤海日报》社内，商定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分兵三路，攻占海防营、道署衙门和大清银行。
海防营是清光绪29年（1903年）设立的小奥兹，之前是清同治7年（1868年）设立的水师营，海防营是一个齐整的守备营，拥有营房、库房400余间，装备有洋枪洋炮。而“十八豪杰”仅有步枪一支，手枪5支，于是他们便用布包着笤帚疙瘩当手枪，用布包着苹果当手榴弹。攻占海防营是起义胜利的关键，但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不能强攻，只可智取，于是商定：利用“十八豪杰”之一宫锡德在海防营当营哨官，与海防营管带董宝泰是亲戚的有利条件，进行智取，在“革命党大军来啦”的呐喊声和在铁桶里放爆竹的炸响声配合下，宫锡德等豪杰们直闯董宝泰卧室，用枪顶着董的胸膛，强令他交出兵权，怕死的董宝泰答应照办，就这样“十八豪杰”完全控制了海防营，之后由董宝泰点齐所部，鸣枪二排，列队奔向道署衙门。栾钟尧先到一步。守衙清兵刚想反抗，只见栾钟尧高擎手榴弹大喊：快缴枪，否则我要扔手榴弹啦！”清兵吓得丢魂失魄，连忙缴枪求饶，其实栾钟尧的手榴弹是一个用布包着的苹果。道台徐世光闻变，携家眷逃到海关税务司英国人梅尔公馆寻求保护。
天色将明，三路人马在道署衙门会师，烟台起义成功，“十八豪杰”立即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宣布烟台独立，成立山东军政府。烟台起义的胜利，是对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贡献，烟台起义勃发出来的革命精神，是极其宝贵的，而烟台起义胜利的关键便是智取海防营。
1913年8月29日，北洋军阀政府设立“烟台镇守史公署，镇守史聂元蕃统兵一个旅，进驻海防营。l928年，南京政府成立，刘珍年率部进驻烟台，接管海防营。l936年，海防营改为烟台特区公共商场，成为烟台城区西部的商贸中心。解放后，曾在海防营设文化馆，1955年，海防营被拆除，在旧址上修建了机床附件厂。后来，机床附件厂又搬迁了，这里成了农贸市场。如今，农贸市场又进行了搬迁，让出地皮搞建设。
04
盛宣怀与广仁堂

老烟台有座号称“胶东第一”的慈善机构——广仁堂，广仁堂建于清光绪l7年（1891年），下设十所、十会。十所是：（1）济良所（收容被虐待的妇女和妓女）、（2）慈善所（收养受虐待的童妓、婢女、童养媳）、（3）施医所（免费施医舍药）、（4）养病所（收容无家可归的患病贫民）、（5）残老所（亦称招贫所，收养贫苦无依的老弱病残贫民）、（6）避寒所（冬寒季节向难民施舍衣食）、（7）蒙养所（收养无主儿童）、（8）戒烟所、（9）寄柩所（寄柩所设在东河口以东，所处的路称广仁路，职能是将路边无主尸体入棺后，置于所内待转）、（10）工艺所（聚集贫苦难民自力自救，收入归己）。十会是：（1）训善会、（2）保婴会（收养弃婴）、（3）备棺会（免费为穷苦贫民死者提供薄板棺材、（4）掩骼会（广仁堂在大海阳河下河口西部和玉皇顶西部山丘都有“义地”，专门掩埋无主遗骨）、（5）因利会、（6）惜字会（老烟台商铺门旁墙上，均设“敬惜字纸”墙洞，过往行人可将有字废纸投入洞中，由惜字会定期派人取走集中火化，此举既倡导了敬惜祖国文字，又保持了街面清洁）、（7）恤嫠会（救济寡妇）、（8）读书会（招收贫苦儿童人会，进行半工半读）、（9）农耕会（组织有劳动能力的贫民垦荒耕作）、（10）乞管会（专管不守规矩的乞丐）。
广仁堂建在今市府街北侧，共10个院落，建有房舍300余间，广仁堂最兴盛时期拥有附属房产1800余间，义地1200余亩。
为什么小小的烟台街，竟建起规模宏大的广仁堂？其中有个特殊原因。清光绪15年，一条叫“保大号”的船装载贡品由上海启航北上进京，不幸遭遇大风失事，沉没于石臼所海域，贡品全部落海，有的被潮水冲到岸边，烟台的登莱青道道台盛宣怀闻知后，立即派统领孙金彪领兵前往现场组织打捞和收缴被百姓捞出的贡品，然后全部押回烟台。由盛宣怀亲自清点密封，再派人护送进京。盛宣怀因此受到慈禧太后的嘉奖。
事实上盛宣怀并没有把打捞出水的贡品全部护送进京，而是私自侵吞了一部分。事隔不久，被人举报上奏朝廷，陈咏开慈禧太后大怒，颁旨让山东巡抚张曜负责查办。张曜知道盛宣怀之父与李鸿章是深交，因此来烟台查办前，先给盛宣怀写了一封密信，让其有所准备。盛宣怀闻知侵吞贡品东窗事发，满怀忧虑，坐立不安。盛家有一张姓门客，得知此事后，对盛宣怀说：“给我一夜时间，献出良策，保你无恙。”第二天张某交给盛宣怀一道奏折和一份《筹建广仁堂大纲》，奏折大意是：胶东地瘠民贫、连年灾荒、匪患众多。拟将新打捞之贡品中的黄金白银若干两，再由本地道台自筹白银若干两，合资筹建一慈善机构，救济贫苦无依的黎民百姓，为皇帝广施仁政，定名广仁堂。奏折中写的是“新打捞之贡品”，一个“新”字掩盖了盛宣怀扣留侵吞贡品的事实。数日后，山东巡抚张曜来烟台时，见了奏折和《筹建广仁堂大纲》，便顺水推舟上报朝廷。慈禧见奏折后，不但颁旨让盛宣怀在烟台建广仁堂，还决定每年拨皇粮500担（小米），供广仁堂救济难民。在山东巡抚张曜的关照下，在门客张某的策划下，在李鸿章的周旋下，使盛宣怀从侵吞贡品的官，变成了为朝廷广施仁政的官，随后他遵旨建成了广仁堂。
光绪33年（1907年），广仁堂迁到位于道署街的道署衙门中，原因是：时任登莱青道的道台大人何彦升嫌道署衙门面积小，办公条件差，他看中了广仁堂庞大的建筑群，便决定与广仁堂对迁。广仁堂虽迁入登莱青道衙内，所处街名仍叫道署街，后来被改成道恕街。
辛亥革命后，军阀控制烟台，广仁堂资金短缺，日渐衰败。日寇侵占烟台后，把广仁堂改成救济院，更是有名无实。烟台解放后，市政府就设在被登莱青道占据的广仁堂旧址，人民政府对广仁堂十分关心，将收养的人员进行了妥善安置，遗留事务移交恤养院。

广仁堂旧址，经历了广仁堂、登莱青道、烟台市政府三个时期，虽很多附属建筑被拆除，其主体建筑尚存，鉴于它重要的历史价值，被市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芝罘区老干部活动中心设在其内（现已搬迁）。
05
捻军两次奔袭烟台

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和1867年（同治六年），捻军两次奔袭烟台，其目的是为了反抗入侵烟台的帝国主义列强。
捻军的前身是捻党，起源于清康熙年间，盛行于安徽、河南、山东和苏北一带，起初是“居则为民、出则为捻”不脱产的农民起义队伍，数人或数十人结成“小捻子”，一二百人结成“大捻子”，只进行抗粮、抗差、打富济贫等零星活动，鸦片战争后，捻党武装日益发展。
在捻党里流传着一个故事，说的是孔丘厄于陈蔡时，饿得要死，派弟子向范丹借粮，范丹是著名的穷人，家中常常断粮，但他还是把仅有的一点点粮食借给孔丘，后来孔丘做了官、发了财，却不承认借粮之事。捻党自称为范丹后代，而视官家和富豪为孔丘后代，因此要向他们讨还旧债。
此故事完全是捻党臆造出来的，因为孔丘是春秋末期人，生于公元前551年，范丹是东汉时期人，生于公元112年，比孔丘晚出生660多年，孔丘怎么会向他借粮呢？范丹，字史云田玉娇，陈留外黄（今河南杞县）人，系东汉经学家、文学家马融弟子，很有才华。桓帝时，任他为莱芜长，他不干，情愿在家受穷，所以被称为“甑中生尘范史云，釜中生鱼范莱芜”。捻党臆造孔丘向范丹借粮的故事，是为了获得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

1853年（清咸丰三年），太平军北伐，捻军纷纷响应，1855年组成捻军，成为太平军的北方友军，其首领是安徽毫州人张乐行（一作张洛行），1857年发展到数十万人，先后转战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河北8省。捻军第一次奔袭烟台，正是清政府批准烟台为通商口岸的l861年，8月22日，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主持烟台对外开放仪式。10月7月捻军兵临烟台通伸岗，吓得在烟外国人不知所措，时有美国传教士贝克尔和牧师霍尔迈斯到捻军中游说，企图阻止捻军进入烟台，被捻军杀死。10月8日，停舶在烟台海面的英法军舰疯狂向捻军阵地开炮，捻军被迫撤离烟台。

1867年6月12日，十万捻军由河南进入山东，一路势如破竹东进胶东，此时登莱青道已由莱州迁到烟台，道台潘尉害怕捻军再次奔袭烟台，便集中清兵500名进行扼守，并在烟台东西口筑建防御圩子，东圩子用土堆成，西圩子用石砌成，南起玉皇顶北坡，北至海边，长约800米，（今海港路一带）。同时勾结英法海军联合防守，三口大臣崇厚还派参将邓元启率一洋枪营从天津乘船赶来烟台增援。6月30日，捻军开始第二次围攻烟台，由于大刀长矛不敌清军洋枪洋炮和海上英法军舰的猛烈炮火，未能攻进烟台。7月14日，捻军又以小队骑兵奔袭烟台，连攻两日未能奏效，便转战宁海。
捻军两次奔袭烟台，清政府大为震惊，1868年调拨登州、文登马步兵523名，到烟台设水师营，装备洋枪洋炮，1903年改为海防营。
捻军从1853年配合太平军北伐，到l868年失败，历时16年，捻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却给清王朝以沉重打击，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篇章。
06
老烟台的码头工人

“看码头，真气派，机械列队江边排。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是现代京剧《海港》中，退休码头工人马洪亮的唱词，他唱的是1963年上海港，烟台港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现在距《海港》定位的1963年，又过去了40年，上海港也好，烟台港也好，机械化程度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面对辉煌的烟台港和豪情满怀的新时代码头工人，不由使人回忆起老烟台码头工人所经受的苦难。
19世纪中叶，烟台已是一座商贸繁荣的海港，却没有正规的码头，烟台开埠后，虽然在南、北太平湾分界处，修建了一座海关码头，靠泊能力仅500吨，500吨以上的轮船，只能停泊在远离码头的深水中，货物、旅客全靠小舢舨过驳转运，由此，产生了一支庞大的的装卸队伍——码头工人。其中有“摇舢舨的”、“扛包的”、“背客的”和“打现的”四种行当。

“摇舢舨的”多为几人合伙买一条舢舨，摇橹往返于码头与停泊在深水的轮船之间，把货物和旅客从码头运到船上或从船上运到码头。“扛包的”负责把货物从码头或轮船扛到舢舨上，再从舢舨上扛到轮船或码头。“背客的”负责把旅客和旅客的行李，从码头或轮船背到舢舨，再从舢舨上背到轮船或码头。“打现的”是上述三种以外没有固定行当的散工，哪里有活便到哪里干。

当年的码头，全靠人力装卸，所以“扛包的”最苦、最累、最危险，他们扛着沉重的货物，一步一颤地往返于搭在舢舨与码头之间的“桥板”上，稍有闪失便会堕人海中，所以“桥板”又称“绝命桥”。不论哪个行当，都要受帮主、工头的盘剥，劳动所得微乎其微。据清末统计，老烟台的码头工人达五千余人。l900年，码头工人集居地，形成了一条北起海边，南至北大西街，长280米的胡同，因住在这里的码头工人多为单身，被称为“光棍衡子”，l932年改称“光国衡子”（今光国巷所在地）。
后来一些码头工人陆续成了家，可是“出尽牛马力难养老小”（《海港》唱词），子女根本上不起学。直到解放后，码头工人子女才获得了学习的权利，位于罗锅桥北的工人子弟小学，便是码头工人子女最集中的学校，由于解放前延误了他们的学业，十五、六岁才开始上小学一年级。一位解放初在工人子弟小学任教的老教师说：解放后，由于教师缺乏，一批烟台一中的初中毕业生，被集体充实到教师队伍中，我便是其中之一，当时我们的年龄仅十六、七岁，进入工人子弟小学后发现，很多学生比我们这些教师的年龄还大。
今日的码头工人，“天地广阔前程远，迎千轮送万船重任在肩”（《海港》唱词）。但他们不会忘记先辈们所创下的基业和经受的苦难，如果马洪亮能来看看21世纪的烟台港和码头工人，一定会用更美的唱词来抒发他的情怀。
07
十万女红织花边

20世纪初，以开埠后的烟台为中心，胶东半岛有十余万妇女从事出口、花边编织生产，范围之广、人数之多全国罕见。

1893年（清光绪19年），英国籍基督都传教士詹姆士·马茂兰与夫人莉莉·马茂兰来到烟台，此前他们在四川传教，因身体原因来烟台休养。他们在烟台边休养边传教，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发现烟台及周边地区的妇女勤劳朴实、心灵手巧，于是马茂兰夫妇决定，把流行于欧美的花边编织工艺传授给她们，利用她们编织花边，然后销往欧美朴诗研，因为花边是欧美各国家庭装饰必不可少的物品，从事花边贸易，必能获利。随后他们以自己的名字创办了詹姆士·马茂兰公司，又称仁德公司，目的是告诉人们，他们的公司倡导“仁义道德”。公司成立后，精通花边编织工艺的莉莉·马茂兰，便开始传授女教徒编织花边。
早在1890年（清光绪l6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赫尔夫妇已在烟台创办了“女子花边学习班”，1894年回国时，便将学习班托转给马茂兰夫妇，马茂兰夫妇接手后，在南山路中部路西，把“女子花边学习班”扩建为“花边女子学堂”，收容贫困女子入学，让她们一边读书、读圣经，一边学习花边编织工艺。学成后，她们不但要从事花边编织生产，还要到周边地区去传授技艺，就这样我传你、你传她，像滚雪球一样，使十余万半岛妇女成为从事花边生产的女红。
马茂兰夫妇是以教会孤儿院的名义创办“花边女子学堂”的，所以获得了进出15减免关税的特殊待遇，使他们经营的花边出口贸易获利甚丰。l896年（清光绪22年），他们又投资在三马路兴建了当时颇为壮观的二层楼，进一步扩大了“花边女子学堂”的规模，求学女子多达千人。（这处建筑1919年后改为“培真女中附小”，1942年3月改为“市立南山路小学”）
由于l0余万花边编织女红的艰辛劳动，使仁德公司逐渐发展成为一家多种经营的洋行。与洋行老板相比，女红们所得的劳动报酬虽然微不足道，但却是赚取外汇的一支重要力量。


1916年，詹姆士·马茂兰病逝于烟台，仁德洋行由其夫人莉莉·马茂兰经营，1925年，莉莉·马茂兰亦病逝于烟台，由其长罗拔继任仁德洋行总经理，并于l928年在大马路修建了拥有豪华楼房二栋、平房二栋，建筑总面积万余平方米的仁德洋行新址，其进出口贸易额居山东省之首。1941年12月仁德洋行被入侵烟台的日军查封，在烟台存在了40多年的仁德洋行虽然消失了，但活跃在半岛广大地区的花边编织女红，则把各种花边编织工艺继承下来，成为烟台出口的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08
梅里士与烟台大花生

烟台不但是我国大花生种植的主要基地，也是重要的出口农产品，被誉为烟台八大土特产之一。据烟台海关最新统计，仅2003年前10个月，烟台出口大花生及大花生制品，已达30412吨，价值2351万美元。花生，亦称“落花生”、“长生果”，我国种植面积极广，以黄河下游各地为最多，烟台的花生种植，早在乾隆、嘉庆年间已形成一定的规模，但其品种是小粒花生。今日烟台盛产的花生均为大花生，大花生扎根烟台并发展成我国大花生种植的主要基地，是烟台开埠后引进洋种子取得的成果。最早把大花生种引进烟台的，是传教士梅里士。

梅里士（Mills），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士，在烟台正式开埠的当年（1862年），他便来到烟台传教，同时带来美国弗吉尼亚大花生种250克，交给大杨家村农民教徒杨得来试种。烟台气候温和，土壤松疏，雨量适中，这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非常适宜大花生的生长，长出的大花生，果型大、籽粒饱满、果皮洁白、香脆可l5。因此杨得来首次试种便获得了成功，在大杨家村和周边村庄引起轰动，种惯了小粒花生的农民，纷纷改种大花生，进而扩散到周边各县，成为胶东农村的一大经济作物。
烟台大花生种植形成规模后，由德国人创办于l886年王冰皓，在烟台最有影响、最有实力的盎斯洋行抓住机遇经营大花生出口，使烟台的大花生果、大花生仁远销欧洲，盎斯洋行因经营大花生出l5而获得了巨额利润。

开埠，惊醒了酣睡的烟台，使烟台的历史从此走向转折，我们研究烟台开埠史，往往只注重其负面影响，忽略了开埠给烟台带来的活力。那些随着烟台的大门洞开接踵而来的外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大花生种子的引进便是例证。
烟台能成为我国大花生种植的主要基地，大花生和大花生制品能香飘万里、风靡世界，我们不应该忘记梅里士这个名字，是他以250克大花生种子，开创了烟台种植大花生的先河，才有今日被誉为烟台八大土特产之一的大花生。
09
老虎眼·醴泉啤酒

在全国啤酒业中，能同时生产黄、黑、白系列啤酒的厂家，唯有烟台，且三色啤酒均在1988年的中国首届食品博览会上荣获金奖。1997年，具有悠久历史的烟台啤酒厂被授予山东省明星企业称号，现在烟台啤酒已成为烟台市的八大知名品牌之一。
笔者拜访了烟台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山东省明星企业家曲继光先生，从而了解到80多年来，烟台啤酒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靠的就是一代代烟台啤酒人“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
中国本无啤酒，啤酒的“啤”字，是英文“beer”和德文“bier”的音译。19世纪中页，随着中国门户洞开，洋人蜂拥而人，他们喝不惯中国的烈性酒，便把啤酒引了进来。

20世纪初，在国外经商的荣城人王益斋、李介臣，深知啤酒营养价值高，是洋人生活的必需品，于是决定回国办啤酒厂。1919年，王益斋、李介臣来到开埠50多年的烟台，他们发现，烟台已成为一座洋楼林立、洋行众多，洋人集居的城市，人们的生活充满“洋”气，把啤酒厂建在烟台是最佳选择。
要生产啤酒，除酿造技术和设备外，关键要有好水。经考察他们发现，烟台南山北麓有一状如卧虎的名胜——“老虎岩”，岩下有一泉，名“老虎眼”，水质甘甜、储量大，时为烟台第一名泉，此泉正是酿造啤酒的最佳水源。

此时中国人办的啤酒厂，仅北京“双合盛”一家，在烟台更是空白，“敢为天下先”的王益斋、李介臣，于1920年筹资l0万元，买下“老虎岩”下10亩河沟崖地，利用从“老虎眼”淌出来的优质泉水，建了一座厂名为“醴泉”的啤酒厂。“醴泉”两字取自东汉散文学家、哲学家王充的传世名著《论衡·是应》，王充对“醴泉”的解释是：“泉从地下出，其味甘若醴，故日醴泉”。王益斋、李介臣把啤酒厂建在“老虎岩”，就是因为岩下有“甘若醴”的泉水，以“醴泉”为厂名，名符其实。
1921年，醴泉啤酒厂经北京政府农商部核准正式投入生产，当年便生产啤酒46吨，同时生产汽水6万多瓶，啤酒商标为“三光牌”，与北京双合盛啤酒厂的“五星牌”齐名，从此在开埠的烟台，又一家中国制造业、又一个新品牌诞生了，同时诞生了第一代烟台啤酒人。
开埠后的烟台，洋人洋货几乎垄断了烟台市场，中国造的“三光牌”啤酒，难以与洋啤酒抗衡，加上资金短缺，到1926年，醴泉啤酒厂濒临倒闭。“敢为天下先”的第一代烟台啤酒人，没有退缩，而是多方筹集资金，提高产品质量，终于战胜了建厂后的首次危机，使“醴泉”生存下来。1930年，因受洋货倾销的冲击，“醴泉”再次面临危机，为战胜危机，烟台啤酒人四处奔走，筹到资金20万，产品质量进一步提高，使“醴泉”重振雄风，年产量达270吨，汽水l5万多箱。产量增加了，销路是关键，烟台啤酒人知道，中国啤酒的大市场在上海，市场竞争的焦点也在上海。此时上海已有洋人办的三家啤酒厂，烟台啤酒要与这些建厂早、势力大的洋啤酒厂竞争，其难度可想而知。


为了让烟台啤酒进军大上海，烟台啤酒人投巨资在上海作了声势浩大的宣传，上海“大世界””和南京路均有“烟台啤酒”的巨幅广告，同时举办了多种促销活动。例举其一，凡到“大世界”的游客，不但赠送印有“烟台啤酒”字样的毛巾，还可免费畅饮烟台啤酒，而且饮得最多者有奖。活动期间，到“大世界”饮烟台啤酒者人山人海，造成交通堵塞，游客们高举着印有“烟台啤酒”字样的毛巾，畅饮烟台啤酒，场面十分壮观，此次促销活动，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游客们齐声称赞：“中国啤酒比洋啤酒好喝”。“大世界”促销活动后，上海各报均做了绘声绘色的报道，l933年8月26日《申报》称：“烟台啤酒系泉水精制，饮之适合卫生，本非以自来水制成者所可同日而语……”、“烟台啤酒质量醇美，请问饮过者均能证明。烟台啤酒定价特底，为提倡国货不惜牺牲”。那时上海的啤酒市场全是洋货，唯烟台啤酒是国货，所以经销烟台啤酒的商家，其广告牌上“国货”两字特别醒目，很令国人自豪。早在1907年，列宁就说过“电影是教育群众最强有力的工具之一”。所以烟台啤酒人在上海搞宣传活动期间，不失时机地拍摄了一部极具生活化和亲和力的电影广告片，影片主题是“烟台啤酒是快乐健康之母”，时为中国最早的电影广告片。由于烟台啤酒扬名上海滩，不但销量大增，而且引起海外华侨的关注，随后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华商均经销烟台啤酒，首开中国啤酒打人国际市场的先河。
1934年，经营烟台啤酒的上海义成公司经理去世，两万多箱啤酒款不能如数收回，因此无力返还中国银行贷款，1935年2月，醴泉啤酒厂被中国银行接管。烟台啤酒人遭此劫难，依然没有退缩，而是分头到天津、青岛、威海拉东聚资50万，如数还清银行贷款，使“醴泉”重新回归。在烟台啤酒人的潜心努力下，至l943年，资金翻了一番，啤酒产量达600多吨，而且销路畅通，价格陡增。
“三起三落，几经风浪”，这句话用在第一代烟台啤酒人身上，非常贴切。在旧中国，烟台啤酒人确实几经风浪和起落，最终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市场，成为享誉国内外的一大品牌，为中国啤酒史谱写了光辉的开篇。其早期的酒瓶和商标，已被烟台博物馆收藏，这些看似普通的酒瓶和商标，便是第一代烟台啤酒人“敢为天下先”创业精神的载体。
“一唱雄鸡天下白”，“换了人间”。在新中国，烟台啤酒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得到了空前的弘扬。20世纪50年代，因粮食短缺，使啤酒生产一度受到影响，而烟台盛产的果品则供大于求。1954年，烟台啤酒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一为节约粮食，二为果农分担困难，以苹果、梨、枣为原料，用啤酒生产设备酿造果酒成功，被国家轻工业部肯定，1958年恢复啤酒生产。啤酒原料——大麦空前紧张，价格上涨。烟台啤酒人审时度势，从本国国情出发，再次发扬“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于1986年研制成功以小麦为原料酿造的白啤酒，即麦氏啤酒，不但填补了我国啤酒品种的空白，而且倍受国内外消费者的赞誉。啤酒专家认为：“这个产品具有独特风格，在我国是个首创”。欧洲客人品尝后说：“烟台的白啤酒比欧洲的棒”。此后，麦氏啤酒不但畅销国内，而且远销欧美。
烟台啤酒人并没有满足于能同时生产黄、黑、白系列啤酒这个全国唯一，而是锐意进取、新品倍出。l998年1月，红啤酒研制成功并正式投产。同年3月，“舒波乐”（SUPERDRY）啤酒登市，为中国酿造“舒波乐”啤酒第一家。2000年8月，烟台纯生啤酒研制成功，系全省首家。目前，又先后推出国际名牌“舒波乐”超爽型啤酒、金烟台、银烟台等高档啤酒。随着“舒波尔”和烟台纯生啤酒的诞生，烟台啤酒已具备了世界一流的酿造水平。
1912年8月，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接受袁世凯的邀请赴北京会谈，途经烟台时发表了重要演说，提出“欲商业兴旺，必从制造业下手”。烟台啤酒人就是遵照孙中山先生的理论进行实践，并大获成功的制造业典范。
明星企业家曲继光董事长告诉笔者，烟台啤酒从1920年奠基“老虎岩”，从烟台第一名泉“老虎眼”淌出第一滴甘若醴”的啤酒起，到21世纪初双赢走天下，跻身于全国轻工200强，跨人全国大型企业行列，迈进全国啤酒第一军团。道路是漫长曲折的，也是令人自豪和回味无穷的。
以产业报国为已任，以诚、勤、智、信为理念的新一代烟台啤酒人，正怀着前所未有的豪情，继续弘扬“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酿造烟台啤酒的未来。烟台啤酒不愧为中国啤酒之光。
10
太平湾

天下太平，是古往今来人们的共同愿望，老烟台人把海湾和街巷以太平命名，便是这种愿望的体现，但纵观烟台近代史，从十九世纪列强入侵，到二十世纪初军阀混战，继之被日寇占领，烟台人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哪有太平可言。回顾那些以太平命名的海湾和街巷，可以使人们重温那段不太平的历史。

大约六千年前，芝罘岛连陆沙洲形成，从此有了芝罘湾，也就是后来的太平湾。芝罘湾不仅是哺育胶东史前文化的摇篮，也是我国古代海上交通的发祥地之一。芝罘湾自烟台山西侧向南，分段称北太平湾、南太平湾，再向西以西南河入海口为界，分称东太平湾、西太平湾，为了维护太平湾的太平，明洪武年问在太平湾畔建立了海防要塞——奇山守御千户所。到清代后期，太平湾开始不太平了。成丰十年四月十九日（1860年6月8日），法国侵略者以三千兵力强占了太平湾。法军在这里安营扎寨后，大肆掠夺各种财富，洗劫临海村庄，并进行了集结兵力、扩充武装、劫掠沙船、侦察训练等一系列军事活动。法军强占太平湾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是侵略者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步骤。
《北京条约》的主要条款是增开天津为商埠和承认咸丰八年（1858年）签定的《天津条约》有效。《天津条约》有开放登州为通商口岸的条款，但英国侵略者看中芝罘岛太平湾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强迫清政府改烟台为通商口岸。同治四年（1865年）清政府允许在烟台山西侧建造海关公署和海关码头，次年耗银一万二千五百二十五两八钱八分的海关公署和海关码头建成，从此太平湾更加不太平了，因为海关大权全由英国人独揽，太平湾码头不但为侵略者的掠夺行径提供了方便，也成了外国商船走私的重要基地。日本占领时期，太平湾码头竞成了日寇的军火物资供应站。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太平湾流淌的是烟台人民的血和泪，太平湾记载的是烟台的苦难史。
11
水的变迁
水是生命之源，一座城市如果没有自来水，将会严重影响市民的生活质量。烟台是一座沿海城市，解放前一直没有自来水，老烟台人的生活用水，靠的是分布在市区大街小巷的300多眼水井。由于烟台市区临海，海拔极低，打出的井水硬度高，含氯量大，又苦又咸，根本不符合饮用水标准。在众多水井中，也有几眼甜水，如三道桥泉眼、老虎眼泉水、西沟街水井、曹家井等，但均在市区南部海拔高处的近山地带，多数市民是享受不到的。

没有自来水的年代，送水的行业应运而生，俗称“拉水的”。“拉水的”用板车拉着能盛7—10担水的大木桶，到水井灌满水后，再拉到用户门前，把大木桶里的水放人小水桶中，挑进用户家中倒入水缸里。但大多数穷人家，因支付不起“拉水的”工钱，只能自己担水吃。
1925年，英国人曾在芝罘屯建自来水厂，因水质苦涩，宣告失败。1930年，有个叫孙少政的工商业者，开办了一家金生水厂，亦因水质变涩而停产。l934年，烟台又有了一家福生水厂，该厂建在大海阳河西岸，拥有一眼水质良好的大口井，在井旁建了一座蓄水池，用水泵把井水吸到蓄水池，再用铺设的铸铁水管，把水引到码头，此水仅供停泊在港口的船舶和沿管线几家工厂用水，日供水量仅150立方米，对烟台百姓来说，只能望水兴叹。烟台人多么企盼有一天能通上自来水，喝上合格的水呀。
建国后，烟台市委市政府便把自来水工程列入重要议程，专门成立了自来水筹建委员会，在大范围里寻找水源。经多次勘察论证，在福山东陌堂村东，建成了第一座自来水厂，1956年元旦开始向市区供水，从此结束了烟台没有自来水的历史。
通水初期，只是在居民集中的街巷路口，设供水站，市民用水仍然要自己挑，即便如此，人们也很满足，因为烟台人终于实现了世世代代的梦想。记得刚通水时，奇山所城刘姓人家一位生于清同治年间的老太太，特意到供水站，接了碗自来水一饮而尽，连说：“好水，好水，还是共产党好啊！”尔后，烟台人又把纯净的自来水引进到每家每户，并实行了一户一表制。
12
十六字精神
“为国而死，为民而死，事成有名，事败有名。”
这是l936年烟台人雕凿在烟台山龙王庙前一石峰上的16个大字，这16个大字充分体了烟台人民的爱国精神，可称“l6字精神”。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沦为半殖民地，洋人主宰着烟台的一切。1936年5月，“怒发冲冠”的烟台各界人民，在被列强瓜分殆尽的烟台山顶峰、用重修龙王庙、新建忠烈祠、雕凿“16字精神”的壮举，向列强发出了“还我河山”的怒吼。
重修龙王庙名为祈雨，实际上是警告列强，中国是龙的故乡，岂容列强逞凶狂。新建忠烈祠，让关羽、岳飞镇守烟台山，是为了振奋烟台人的精神。雕凿16个大字，体现了关羽、岳飞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忠烈精神。关羽败走麦城被俘，他拒绝投降吴国，慷慨赴死；岳飞在风波亭被害前，留下了八字遗书“前仆后继、还我河山”。关羽死后被尊为伏魔大帝，岳飞死后被尊为民族英雄。他们“为国而死、为民而死”，死得忠烈，他们“事成有名、事败有名”万古留芳。
书写l6个大字的人叫张奎文、字彬忱，河北吴桥（一说南宫）人，系冯玉祥部下，1932年，由韩复渠派往烟台，任公安局长。l934年，烟台改为特区，张奎文升任特区行政专员兼公安局长。《重修龙王庙并忠烈祠碑记》上，刻有“首修：烟台特区行政专员兼公安局长张奎文”，还刻有5l家商会、公会捐款名单乱世草头王，公安局列在首位，说明张奎文不但书写了“16字精神”，还是工程的首要策划者和捐款带头人。
13
从一首民谣说起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跨人21世纪的烟台空前繁荣，烟台人民在这座锦绣的城市里，享受着充满阳光的幸福生活。但是烟台人民不会忘记公元l947年10月至l948年10月，国民党军队盘踞烟台一年，给烟台人民带来的苦难。一位叫杨多山的人力车夫编了一首民谣，形象地道出了当时的情景，这首民谣共7句，摘其4句于此：“物价天天涨，排帮买粮难。大粪满街淌，有灯没有电。天天修炮楼，用工民来担。满街胡子多，只怕抓丁团。”现分述如下：物价天天涨，排帮买粮难。l948年，国民党发行新纸币金圆券，刚开始6元金圆券可买一两黄金，3个月后就贬值贬得令人咋舌，买一斤苞米面要43万元，买一斤花生油要160万元，国民党市政府在鹿鸣园宴请其兵团司令李弥，一桌酒菜花了2亿5千6百6拾万元。金圆券几乎成了废纸，人们购物时，不用一张一张清点，而是一捆一捆出手，因为一大捆金圆券买不到一个烧饼。由于烟台周边均为解放区，市区粮源奇缺，因此出现昼夜排帮购粮现象，即便如此，也很难买到，饿极了的市民纷纷用家俱和衣物换粮吃，但一张八仙桌子仅能换回一斤多苞米面。
大粪满街淌，有灯没有电。国民党军队盘踞烟台一年中，经常拖欠拉粪工人的“粮薪”，使他们生活无着，只好饿着肚子去拉粪，由此引发了拉粪工人大罢工，有的拉粪工人把大粪倒在国民党市政府门前及几条大街上，以示抗议。在街上的垃圾箱周围，一时间大粪满街淌，臭气冲云天。l947年10月。l3日，国民党办的《烟台新报》也不得不对此事进行如实报道。当时发电厂缺煤，因此经常停电，到了晚上，全市一片漆黑，发电时，每晚也只能供3小时，市民们不得不使用煤油灯和豆油灯照明。
天天修炮楼，用工民来担。l948年3月，盘踞龙口、蓬莱、威海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撤到烟台，妄图进行垂死挣扎，强迫市民为他们挖战壕、修炮楼。为修炮楼，他们强行拆毁了上夼村、西南村、东南台子村的大量民房，几乎砍光了全市大小树木。
满街胡子多，只怕抓丁团。有部老电影叫《抓壮丁》，抓的是“壮丁”，而盘踞烟台的国民党军队，不但抓“壮丁”，而是“老丁”、“少丁”统统抓，他们组织抓丁团，到处抓丁，有一天，抓丁团把丹桂戏院包围，抓走看戏的观众200余人。1948年5月初，700多码头工人被集中到一个贸易市场里，进行所谓“集训”，随后全部编入军中“服务”，消息传出，全市震动，一千多码头工人家属在贸易市场门前嚎啕大哭，索夫唤子，强烈抗议国民党军队的罪恶行径。那时，青壮年人根本不敢上街，为躲避被抓，纷纷留起了胡子，装成老人，可抓兵团不管有胡子的，没胡子的统统抓，连60多岁的老头也不放过。国民党的抓丁团，使无数家庭妻离子散，国民党军队败逃后，给烟台留下了无数的孤儿寡母。
14
徐半仙之死


1944年，日寇铁蹄下的烟台，发生了一起惨案，一位叫徐半仙的算卦先生，被日本宪兵队杀害于天后宫（大庙）广场，并残忍地割下他的头颅，悬挂在广场的旗杆上。烟台有句俗语“瘦驴叫声大”。l944年1月25日，行将灭亡的日寇在西沙旺建了一座广播电台，大肆鼓吹“大东亚共荣圈”楼安琪。但是，还没等这头“瘦驴”叫出声来，就被我抗日游击队——烟台大队一举炸毁，并击毙了许多日本鬼子。一个叫宁冈的日本宪兵奉命到广播电台送广播稿，被我游击队员一枪把一只耳朵打烂，吓得宁冈抱头鼠窜，他还庆幸自己命大，如果子弹稍偏一点点，他的小命就玩儿完了。
宁冈是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一天他身着中式便装，来到小舞台街徐半仙的卦摊前，两眼盯着布幡上的“徐半仙”三个字发愣，徐半仙忙问：“先生何事？”宁冈说：“我要占卦。”徐半仙说“请问先生是求签还是测字？”“测字。”于是徐半仙拿出一张白纸铺在桌子上，让宁冈把要测的字写出来，宁冈提笔在纸上画了个圆圈。徐半仙说：“先生有何相问？”“问未来命运。”徐半仙审视了一下圆圈对宁冈说：“恕我直言，看来先生命运不佳。”宁冈一听连忙追问：“何以见得？”徐半仙说：“先生要测的这个圆圈是个零字，相书上注释为死圈，外不能进、里不能出、故命难久长。”宁冈本来认为自己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徐半仙竟说他“命难久长”，于是凶相毕露、大声吼叫：“这个圆圈是大日本国旗，你竟敢说是一个死圈。”徐半仙此时才知道，这个找他测字的原来是个日本鬼子，自知大祸临头，但他还是从容地对宁冈说：“对这个圆圈德拉霍亚，我是按中国相书注释的，与日本国旗毫不相干。”宁冈骂了一声“八格牙鲁”转身而去。
第二天，徐半仙果真大祸临头，日本宪兵砸了他的卦摊，把他抓到宪兵队，可怜徐半仙在宪兵受尽酷刑后，被拖到天后宫广场砍了头。徐半仙的鲜血染红了广场的青石板，日寇的暴行激怒了烟台人民，誓与日寇血战到底。宁冈的下场果然被徐半仙言中，第二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宁冈当然也逃不出他自己画的那个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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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轶事
遍布烟台山上风格各异的众多近代建筑，是珍贵的历史遗存，是研究烟台近代史的重要佐证。
多年来，经专家、学者、有识之士多方调查，潜心研究，众多帝国主义侵华遗迹已被认证，如外国领事馆、外国教堂、日本兵营、东海关税务司官邸、外国员工公寓等。而一些国人所建所用的建筑，尚未被具体认证。经查证，昔日福山首富赖芳圃和栖霞牟氏家族“日新堂”女掌柜姜振帼都曾住在烟台山上。
赖芳圃住过的那座二层小楼位于烟台山南半坡中部，座北朝南，砖石结构，白粉墙面，红瓦屋顶。此楼由何人所建，有待查证。但赖芳圃曾居于此，却是事实。赖芳圃何许人也？据1990年2月出版的《福山区志》记载：赖芳圃（1894—1942），名声扬，字芳圃，东北关村人，18岁入商界，1934年任福山县政府财政局长。l938的后，日寇侵占时期，先后任伪金库主任、烟台市宪兵副大队长、财政组长等职。
赖芳圃家从其父亲开始，即丰年囤粮，歉年卖粮，牟取暴利，兼并土地，解放前其家共有土地2000余亩。另外在烟台、青岛、济南、大连、天津、上海、哈尔滨等城市，开办作坊、工厂、钱庄、商号达170多处，时为福山县首富。1942年8月，赖芳圃乘人力车行至市区三马路，被陈昱的手枪队绑票。当伪宪兵大队追赶解救时，被手枪队“撕票”，起因是为了钱。
为了证实赖芳圃是否住在烟台山上这座小楼里，笔者特意访问了从台湾回烟台定居的王吸川老先生。王老先生年近90岁，当年与赖芳圃很熟。他说，赖芳圃确实住在烟台山上那座小楼里。逢盛世此馆方兴。
16
王懿荣纪念馆建馆十周年

1999年，是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一百周年，也是王懿荣纪念馆建馆十周年。建在烟台市福山区的王懿荣纪念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达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成为优秀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缘于故乡人民对王懿荣这位历史圣贤的无限崇敬，也是各级领导、专家学者、纪念馆工作人员的心血共同凝成的。王懿荣的孙女、全国政协委员、天津教育学院王福重教授，目睹王懿荣纪念馆短短十年的巨大变化，深有感触地说：“我的祖先王懿荣纪念馆，达到今天的规模和水平，出乎我的意料，谢谢家乡的领导和父老乡亲，谢谢纪念馆的工作人员。”
伟大的学者、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王懿荣，近百年来，一直受到故乡人民的怀念和崇敬，为他竖碑立传，永久纪念这位伟大的乡亲，弘扬他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故乡人民的夙愿。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夙愿不但未能实现，而且连保存完好的王懿荣故居和墓地，也被拆毁荡平。
1983年，《红旗》杂志第四期发表了题为《从爱国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说：“……陈天华、王懿荣为了向外国侵略者表示抗议，不惜蹈海或坠井白尽，显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决心。留下的爱国主义精神像丰碑一样，永远矗立在我们心中，他们将永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所崇敬、所纪念。”《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文章，像春雷在王懿荣故乡震响，像春风吹进了故乡人的心田。人们奔走相告：“《红旗》表态啦，我们可以为王懿荣竖碑立传啦！”从此故乡人民开始走上筹建王懿荣纪念馆的历程。
为了获取有关王懿荣的文物和资料，县里首先派张允德、吕伟达（后任纪念馆馆长至今）两位文化干部赴北京考察。张、吕二人到北京后间谍猎手，首先赶往位于王府井大街外文书店西面的锡拉胡同ll号——王懿荣故居。遗憾的是故居正在拆除，当年王懿荣率夫人谢氏、儿媳张氏壮烈殉国的水井，也正在挖掘机下消失。于是他们抢拍了残留故居的照片、背回了两块井砖，这两块井砖至今仍陈列在纪念馆里，它们曾镶嵌在北京锡拉胡同11号那口水井井壁上，曾目睹一个世纪前王懿荣一家三口投井殉国的壮烈情景是今l3人们理解历史的“钥匙”。
1983年底，福山县改为烟台市福山区，第二年区文管所与烟台市博物馆从王懿荣诞生地——古现镇一民居院内，挖出了埋在地下多年的王懿荣故居石狮一对，在古现镇李家村党支部书记李焕一的指点下，从王懿荣墓遗址附近的深沟里，寻回了残缺的王懿荣墓碑。石狮出土，仿佛使人们看到了“殷墟”，看到了“甲骨”，看到了夏商周的古老历史。墓碑重现，仿佛是文敏公出现在人们面前，他沉思着、微笑着、指点人们去追索悠远的过去。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王懿荣，了解王懿荣，为筹建纪念馆作舆论准备，1985年，福山区政府与烟台博物馆联合举办了《王懿荣手迹展览》，此后纪念馆的筹建工作进入实施阶段。鉴于位于福山区政府路南的王懿荣故居——“二宅子”已被拆毁，新建纪念馆又因多种原因短期内难以实现，因此，从现存的古建筑中选择一处可代用的馆址便成了当务之急。经研究，坐落于“二宅子”遗址以南，位于城里街的市级重点保护单位——卐字会旧址被定为馆址。卐字会旧址是福山城区唯一一处保存完整的古建筑群，占地1358平方米，拥有房舍55间，两进院落，时被区政府招待所占用，住有8户居民。对于福山区政府筹建王懿荣纪念馆的壮举，山东省文物局给予了大力支持，为落实馆址，争取早日建成纪念馆，1986年，山东省文物局局长刘谷同志专程到福山，与区领导协商，决定由区政府负责搬迁卐字会内的居民、让出招待所占用的房舍，由省文物局拨专款进行维修。
从搬迁居民、房舍庭院维修，到征集、布置陈列，历时三年，终于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90周年之际，正式开馆。纪念馆的建筑虽说不上雕梁画栋，却也青瓦、粉墙、红柱、金楹，给人以典雅肃穆的感觉。加之馆内陈列布置得体、内涵丰厚，成为一处规模小、名气大的纪念馆。
纪念馆大厅上方悬挂的匾额“王懿荣纪念馆”六个鎏金大字，苍劲有力、熠熠生辉，出自当代书法大师、全国政协赵朴初副主席之手。
大门两侧的木刻篆书楹联：“探骊得珠彪炳新学发夏史 释生取义辉煌大节振民魂”则为著名书法家、古文字学家康殷先生题书。
纪念馆正厅，悬挂着全国书协顾问、著名书法家、王懿荣同乡权希军亲手书写雕刻的木制楹联：“刚正清廉为卫国保家当彪炳史册 锦心慧眼识披图残甲得重现殷文。”
还有启功、沈鹏、王学仲、陆石、刘炳森、费新我、武中奇、欧阳中石、刘艺、臧克家、胡厚宣、马少波、胡铁生、柳倩、孙轶青、王绪阳、单士元、耿宝昌、夏桐郁等遍及华夏的三百多位书画家、甲骨学家、历史学家、文物专家都先后为王懿荣纪念馆题词作画。著名书法家魏启后先生题书的楹联，便是纪念馆开馆后兴旺景象的生动写照：“得先生慧眼斯文不丧 逢盛世群贤此馆方兴”为了让更多的人们了解王懿荣，弘扬王懿荣精神，纪念馆的领导和工作员并没有呆在纪念馆内固守已有成果，而是走出馆外，走向全国，进行广泛联系，举行各种交流活动。仅在王懿荣诞辰150周年的1995年，就先后在烟台市博物馆举办了《甲骨之父，神州英烈——王懿荣》展览。与烟台市博物馆联合在南京举办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王懿荣》展览。这一展览在位于朝天宫的南京市博物馆举办，展出的甲骨片、戚继光宝刀、殉井砖、进士卷、神主牌及王懿荣著作、书法、手札等150多件文物和当代36位书法大师为王懿荣题写的诗词等，在古都金陵引起轰动，《南京日报》、《金陵晚报》、《扬子晚报》及南京电视台等均进行了充分报道，《金陵晚报》报道的大标题为《甲骨之父王懿荣生平展令人感慨》。当年10月，纪念馆又自筹资金，在纪念建馆五周年的同时，成功地举办了《王懿荣发现甲骨文95周年学术研讨会》，各路专家学者云集王懿荣的故乡，献出了近年研究的新成果，内容涉及甲骨文字、甲骨书法以及摹刻、古文字研究、王懿荣研究诸方面。王懿荣的嫡孙，美籍华人王福埏携夫人专程回国瞻仰其先祖纪念馆。当年12月纪念馆馆长吕伟达主编的《甲骨文之父王懿荣》正式出版。
由于王懿荣纪念馆的影响越来越大，卐字会旧址已无法容纳越来越多的文物和研究成果，福山区委、区政府审时度势，把一所中学的校址——王氏庄园，让出来筹建新馆。建于l910年（清宣统2年）的王氏庄园，占地3600平方米，三进庭院，拥有宽敞高大的房舍60间，为王氏宗族王滨所建。将王氏庄园辟为王懿荣纪念馆小老虎表情包，比新建一座纪念馆更有意义，因为它不但展示了清代建筑的风采，而且规模宏大，环境幽静，且给人以王懿荣“回归”的感觉。由于王氏庄园已破败不堪，学校迁出后，大规模地维修复原工程在山东省文物局的支持下正式开工，并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100周年前夕全面竣工，使王氏庄园恢复了昔日的风采，为王懿荣从蛎字会“回归”王氏庄园奠定了基础。紧接着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全力以赴，与区文化系统的专业人员一起，完成了陈列设计和陈列设施建设，进而以四个大型陈列室，运用高超的陈列手段，把王懿荣的生平业绩全面展示出来。进入后院正中的蜡像馆内，见到王懿荣、谢夫人、儿媳张氏栩栩如生的三尊蜡像，会使人顿生敬意，联想到一位哲人说过的话：“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蜡像再现的三位英烈，永远活着，活在王氏庄园，活在他们的故乡，活在人们心中。
1999年6月18日，设在王氏庄园的王懿荣纪念馆正式开馆，从此，王氏庄园的人文价值更加厚重了，王氏庄园所处的这方土地的山山水水更加风光了，因为“民族脊梁”徜徉于此。古往今来，在漫长悠远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正因为有着无数的王懿荣这样的“民族脊梁”，才使我们的国家从无数次危难中走向胜利，走向新生，才使我们伟大的民族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王懿荣纪念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卐字会旧址到“回归”王氏庄园，走过了十年的历程，十年来，纪念馆的规模变大了，藏品丰富了，陈列更新了，影响深远了，做为山东省优秀社会教育基地是当之无愧的。人们坚信：矗立在王氏庄园中这座庄严的爱国主义丰碑，在王懿荣率家人壮烈殉国一个世纪后，必将以其无与伦比的力量，激励中华儿女勇往直前，去开创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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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革命前辈张加洛相识



读《烟台晚报》2003年1月10日刊登胡文君撰写的一篇文章《张宙星：潜身十年只为治史》一文，我被宙星同志辞职治史的精神感动。宙星同志说：“我父亲是胶东抗日武装掖县三支队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我知道他父亲便是与我相识十余年，令我敬佩的革命前辈沙建微，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张加洛同志，我与张老相识，便是缘起于掖县三支队问题。
张加洛同志1937年底任中共掖县县委书记，与郑跃南、李佐长、王仁斋等县委成员，于l938年3月8日发动500余人，在城北玉皇顶举行起义，9日一举攻克掖县城，活捉汉奸县长刘子容，俘伪军200余人。三日后起义部队定名“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张加洛任党委书记，郑跃南任支队长。同时建立起山东最早的抗日民主政权，攻城后仅一个月，三支队发展到近四千人枪。是年10月创建北海银行，发行北海币，流通于全胶东乃至全省，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北海币才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1995年8月出版的《烟台文史资料》中，刊有张老以《胶东抗日游击三支队》为题的l2首诗豪门替身新娘，按顺序摘其三首于此。（三），廖落云峰山，玉皇顶火燃；伪奸龟缩紧，智取莱州还。（四），一夜布新政，古城换了天；“先机”创历史【注扩军近四千】。（八），始建北海币，伪钞不得行；扶助工农业，流通遍齐东。
令人不解的是，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这一重要史实，一直沉没在浩涵的历史长河中，20世纪80年代，市博物馆举办的民主革命时期文物陈列，亦没有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的内容。张加洛同志看后感到不正常，为此他与时任馆长的我，在市人大常委会接待处进行了长谈，张老说：“长期以来，三支队被忽视、被贬低。”我问张老其中原因，张老向我讲述了一些历史情况后说“蒙烟台党史委和《山东党史资料》给予恢复地位，但要改变广大干部听闻，则需要更多的努力与时间。”并指示我：在博物馆陈列里，一定要增加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的内容。从张老的言谈中，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多年来为恢复三支队的历史地位所付出的艰辛，令我对他肃然起敬，张老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正确对待历史。
遵照张老的指示，博物馆开始着手征集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的史料和文物，张老回到北京后，又多次写信给我，提出陈列方案并寄来相关资料。在张老的支持下，展示玉皇顶起义和三支队的陈列版面终于完成，当我把版面照片寄给张老时，张老回信说：“三支队栏目终于完成，值得庆贺，这是对历史高度负责的重要表现。”
张加洛等同志，在民族危亡之际，抛弃一切、投身抗日，创建了拥有四千人枪的掖县三支队。后来与文登天福山起义创建的第三军，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五支队。”1939年三、四月间，掖县三支队的主要创始人张加洛、郑跃南、李佐长三人，被送到延安学习（此前王仁斋同志已牺牲）。
我通过与张老这位革命前辈的接触，阅读他的来信和提供的文字资料，对掖县三支虽有所了解，也仅仅是一知半解，因此，我期待着张宙星撰写的《胶东三支队》早日问世，让这一沉没在历史长河中60多年的史实浮出水面，还其历史本来面目。让人们知道：在胶东坑日战争史上，曾有一支我党领导的最大的抗日武装——掖县三支队。
【注】：“先机”是刘少奇同志提出的，指其时敌后空虚，我党我军应趁机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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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抗日烈士吕品三


2003年，是抗日烈士吕品三牺牲60周年，笔者依据烈士生前所在的掖县三支队史料和烈士亲属郑静波女士、烟台市热力开发办公室党委书记刘克义同志提供的相关资料，写成此文以慰藉烈士忠魂。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无数热血青年抛家舍业、投身抗日，吕品三便是其中之一。吕品三，名吕锡月，品三是他的号，掖县吕家村人，l921年11月生，1937年3月参加抗日队伍，l938年3月8日，参加了由中共掖县县委书记张加洛和郑耀南等县委成员发动的玉皇顶起义，第二天攻克掖县县城，第三天起义队伍定名“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亦称掖县三支队），张加洛任党委书记，郑耀南任支队长，同时建立了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吕品三凭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入伍不久便成了掖县三支队的骨干，被张加洛、郑耀南任命为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十二区区长，1940年加人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已是解放军将军，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的张加洛同志，l989年回烟台时曾对笔者说过：“长期以来，三支队被忽视、被贬低。”所以人们对掖县三支队知之甚少，抗日烈士吕品三就更鲜为人知了。为恢复掖县三支队的历史地位，张加洛同志作了大量工作，终于使一直沉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掖县三支队浮出水面。历史学家张宙星历时十年写成的《掖县三支队》一书也即将问世。
吕品三在掖县十二区任区长期间，是一名令日寇畏惧的共产党人，日寇为了对付吕品三，派出便衣特务对他进行跟踪、策划谋杀，并把吕品三列在谋杀名单之首。解放后，参与跟踪、谋杀吕品三的三名日本特务在招远落人法网。据当年参加调查此案的刘克义同志回忆，一个姓盛的特务交待，他在1942年当了日本特务，专门盯梢共产党县、区干部行踪，日寇秘令要首先捕捉我北掖十二区区长吕品三。l943年6月22日，特务们得悉吕品三要到吕家村，马上去日寇据点“西良院”秘报，随后带领l0余名伪军便衣，埋伏在冷家庄村南，吕品三经此地时不幸被捕，几天后被杀害本·威士肖。刘克义同志从特务的交待中得知，吕品三死得非常惨烈，日寇将他装在麻袋里，秘密运到野外，用刺刀捅死，年仅31岁。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吕品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妻子王志彦，l995年病故，长子建国、次子建永现居芝罘区，为笔者提供相关资料的郑静波是建永之妻。
抗战胜利的当年，胶东人民在英灵山上修建的“胶东抗日烈士纪念塔”，便是对包括吕品三在内的所有抗日烈士的缅怀，笔者未曾查阅英灵山“录名塔”上铭刻的20850名烈士名录中，吕品三是否列在其中，不论是否列在其中，吕品三烈士的英名都将永垂青史，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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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的车

陆地上用轮子转动的交通工具谓之车，传说车是黄帝之后奚仲创造的。从古到今，车一直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类的生活都离不开车。
1398年，建成奇山守御千户所后，便有了木轮地排车，亦称大板车，起初它承担了运军械、运物资的使命，之后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并伴随着烟台从古代走向近现代。今日烟台，虽然交通发达、车辆现代化，但地排车尚未完全下岗，仍可见一些人拉着地排车穿行在街巷中，只是木轮改为充气胶轮而已。
1905年，烟台一刘姓商人从上海购进两辆铁轮人力车拉客，从此烟台有了人力车。因人力车由日本传人中国，故称东洋车，俗称洋车。l914年，烟台华洋路政管理处又从上海购进20辆投入营运，同年大连商人带20辆来烟台参加营运。l920年后，充气胶轮人力车淘汰了铁轮人力车。至20世纪30年代，烟台拥有人力车三千多辆，连人力车集中的街都被命名为洋车街。如今人力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人们尚可在烟台山开埠陈列馆里，见到烟台最后一辆人力车。
1911年，威海人王子芹自大连购进一辆四轮欧式马车从事客运，至20世纪30年代，烟台共有营运欧式马车30多辆。这种马车多为洋人和富商租用。后来由于街巷狭窄、车体太长、运行不便被淘汰。
民国初年，货运马车进入烟台，此车俗称大马车，初为木轮，后逐渐改换成胶轮，曾是码头货物集散和近郊各县物资交流的主要交通工具。

1913年，美藉邓医生来烟台协助美国基督教长老会希尔思博士创建毓璜顶医院时，带来一辆福特汽车，这是进人烟台的第一辆汽车。l923年，仁德洋行又引进了一辆福睁汽车，继而仁德洋行与福特公司达成协议，在烟台设代旨站，以六辆汽车开展出租业务，由于租价昂贵，不久便宣告停业。
1918年，仁德洋行把自行车引进烟台，烟台人称之为‘不吃草的驴”。仁德洋行经销自行车，获得了丰厚的利润。民族实业家看到自行车有广阔的市场，决定投资制造。1932年，烟台永康无限公司创建的“炳蚨铁工厂”仿造法国“站人牌”自行车成功，标名“飞机牌”投放市场，让烟台人骑上了自己造的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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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台的“上海客”
老烟台曾有一个被称为“上海客”的群体，“上海客”并不是到烟台作客的上海人，而是烟台商家派驻上海的烟台人。老烟台凡经销上海货的商家，多派人常驻上海，这些被烟台商家派驻上海的人，被称为“上海客”，上海人则称这些人为“烟台帮”。他们在上海的集居地，成了烟台在上海的“联络处”。
“上海客”一般不带眷属，只能趁回烟台述职时，顺便探亲休假。“上海客”必须是商家信赖的人，具有一定的学识和敏锐的头脑，职责是：搜集上海的商业信息，了解上海的市场变化，采购适销的上海货，装船运回烟台，供各自的商家销售。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的年代，烟台商家依靠“上海客”用信函和电报传递来的信息进行决策。那时候，上海时兴什么，烟台就时兴什么，上海市场有什么，烟台市场就有什么，“上海客”把烟台与上海的距离拉得很近，使烟台成了“小上海”。
烟台被称为北方重要的京剧码头，上海的京剧名优频频登临烟台码头，“上海客”充当了联络角色。“上海客”不但熟悉上海梨园界的情况，还有不少是京剧票友。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从12岁时起，5次到烟台，便是“上海客”从中牵的线。戏剧大师田汉的经典话剧《名优之死》，生活原型是京剧名优刘鸿声，剧中改称为刘振声，刘振声有这样一句台词：“今天有一个朋友从烟台来邀角儿，我说我去。”这个烟台朋友便是“上海客”，所以“上海客”为繁荣烟台商贸码头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繁荣烟台京剧码头作出了贡献。
上海广东路东端路北，临近外滩有一幢古老的二层小楼，门牌广东路44号，这里便是昔日“上海客”的集居地之一。此外还有延安东路的长耕里，北京东路的衡业里，江西路的清远里等处，也是“上海客”的集居地，这些集居地全在靠近南京路的繁华地段。20世纪40年代，“上海客”开始把眷属接到上海，新中国成立后，除个别“上海客”举家迁回烟台，大多数人定居上海。“上海客”均已谢世，他们的后人都成了上海人。在广东路44号那幢小楼里，至今仍居住着“上海客”的后人。上海人有个观念：“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所以当有关部门动员“上海客”的后人搬迁到浦东时，他们始终不愿离开，他们说：我们不愿离开这幢小楼的原因，不仅是因为它所处的优越位置，更重要的是这幢小楼承载着老烟台“上海客”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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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像慰忠魂

在芝罘区虹口公园（也称东山花园）内，有一座许端云烈士塑像，这是芝罘区14619名党员，于1991年8月，为告慰60年前壮烈牺牲的许端云烈士捐资敬立的。
许端云（1905—1931），今乳山市人，少年随经商的父亲到烟台读书，1924年考入益文商校，在校期间积极阅读进步书刊，与进步同学一起办壁报，编演文艺节目，抨击时局，鼓励学生向邪恶势力斗争。1927年，被在益文商校秘密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徐约之发展为中共党员，从此许端云成为烟台地方党第一个党小组成员。1929年9月，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派柳直荀到烟台工作，柳到烟台后向中央军委写了《烟台情况报告》，据此，中央军委派胡萍舟以中央军事特派员的身份来到烟台，先后建起中共烟台军事特支、警察特支和地方特支，许端云任地方特支支部委员。
许端云任支部委员后，自筹资金为“中共烟台特别支部”创办了《胶东日报》，藉以教育、动员民众，社址在虹口路北端东侧一幢洋楼里，由英国籍传教士马茂兰夫妇创办的仁德洋行负责印刷。英国路透社烟台分社就设在仁德洋行，经协商，《胶东日报》可转载路透社电讯稿，由于《胶东日报》版面新颖、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切中时弊，深受民众欢迎，发行量达6000份。三个月后，迫于当局压力停办，《胶东日报》的办报时间虽然短暂，却是烟台最早的党报，许端云功不可没。
1929年年底，蒋介石派遗特务到驻烟的刘珍年部队监既中共党员的活动，并密令刘珍年逮捕共产党员。获悉蒋介石要逮捕中共党员，特派员胡萍舟立即向中央作了汇恨，中央急派中央委员关向应到烟传达中央指示：凡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立即撤出烟台，留下的党员成立中共烟台临时委员会，许端云被指定任书记。许端云临危受命，领导57名地下党员坚持斗争，被国民党视为活动力很强的共产党员。
1931年2月19日晚，许端云在三马路卿云里一号家中被捕，党组织竭尽全力进行营救未能成功。3月4日，许端云被押往济南。在济南，许端云多次遭受敌人的严刑拷打，锁骨穿透、脊椎打断，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守口如瓶，他回答敌人只有三个字：“不知道！”1931年8月19日，许端云同志在济南纬8路侯家大院壮烈牺牲，年仅26岁。毛泽东同志说过：“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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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烟台铁路

一座城市如果没有铁路，势必制约其发展，在公路不发达的时代更是如此。我国的铁路，以清光绪2年（1876年），英商怡和洋行在上海擅筑的淞沪铁路（窄轨）为最早，但翌年即拆除。清光绪7年（1881年），唐胥（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筑成，这是我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虽短，却使唐山因有了铁路和开滦煤矿的开发而兴起。烟台开埠最早，却一直没有铁路，而比烟台晚开埠37年的青岛，由德国人修筑的胶济铁路，于清光绪30年（1904年）便全线通车。实际上，早在淞沪、唐胥铁路修筑前的清同治7年（1868年），英商福开森便开始策划在烟台修筑铁路，他向英国公使提议修筑烟台至潍县的铁路，目的是将胶东出口物产，快速低费运至烟台港转运，此提议无果而终。之后，日本曾两度争夺烟台铁路修筑权，未能得逞。胶济铁路通车后，德国又把目标转向烟台，企图获得烟台铁路修筑权，并正式向清政府邮传部申报。邮传部是光绪32年（1906年）始设的官署，以尚书及左右侍郎为主官，监督执行有关路、航、邮、电的政令。德国的企图遭到烟台商界、民众的抵制，联名上书邮传部，坚决反对德国插手修筑烟台铁路，迫于烟台商界、民众的压力，邮传部未批准德国的申报。
清宣统元年（1909年），盎斯洋行执事、华商谭宗灏召集烟台商界、学界开会，再次提出修筑烟潍铁路，会议认为：烟潍铁路关系到登莱商务之昌兴，烟潍路一日不兴，烟台港一日不振。从当时的《烟潍铁路规划图》（英文版）上可以看出，烟潍路的走向是：烟台——福山——蓬莱——龙口——莱州郭永淳，至潍县与胶济铁路接轨。会议后正式上报邮传部，并许诺烟台商界承担部分股金，但邮传部以“资金短贫”未予批准。此时驻烟登莱青道道台徐世光提出“官督商办”方案，遭到商界反对石蹦。
就在烟台铁路修筑一波三折的时候，德国又向邮传部申报，要修筑烟台至青岛铁路，然而此时已是清朝末年（1911年），清王朝风雨飘摇、即将灭亡，根本无暇过问此事。民国初年，虽对修筑烟潍铁路作过专题研究，但无结果，所以烟台铁路的修筑问题，自1868年以来，一直是纸上谈兵，造成烟台境内终无“寸铁”。
新中国成立后，在烟台修筑铁路终于列入国家计划，l953年6月，兰烟（兰村至烟台）铁路开工，全长183.9公里，在兰村与胶济铁路接轨，l956年7月1日正式通车，从此结束了烟台无铁路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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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新世界”
“新世界”这个名称，在老烟台可谓家喻户晓，因为它曾是伴随烟台走向近代的一座大型综合商场。
“新世界”位于福建会馆东侧，临衢街（今胜利路）西侧，北临毓岚街，坐西向东，与福建会馆之间隔着一条南北走向的小巷，名毓岚东胡同。“新世界”始建于1928年，1931年竣工，由裕华钱庄经理刘英堂和利栈公司经理汪玉田合资修建，仿天津劝业场建筑模式，呈长方形，四周二层楼相联，中间为天井，楼上内侧有迥廊，屋面为可登临的平台，周边有护栏，正门朝东，副门朝北，建筑面积2240平方米，是一座很有特色的近代建筑，1936年，张荆山等人又投资将天井加修成四面有窗的顶棚，天井内修建两道天桥楼梯，使天井变成营业大厅。
“新世界”以租赁方式引进各类商铺，日用百货、服装鞋帽、烟酒糖茶、文化用品一应俱全，还有配眼镜的、修钟表的和专为女子理发的女子理发店。1933年后，在北楼楼上开设有三百多个座席的清莲阁电影院，1935年改为开明戏院兼放电影。l936年以后，南楼楼上也被辟为文艺演出场所，与北楼的开明戏院轮流上演京剧、评剧、曲艺、戏法（魔术）等文艺节目。楼顶平台也被充分利用，这里有拉洋片的，租看小人书的，打彩套圈的，卖民间玩具的。所以，“新世界”既是商业服务中心，也是文化娱乐中心，逛“新世界”曾是老烟台人的时尚。
1938年，日寇入侵烟台，“新世界”部分商铺倒闭，生意日渐箫条，特别是在楼上开设了大烟（鸦片）馆后，更加促使了“新世界”的衰败，此时期的“新世界”完全失去了往日风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烟台工商联合会决定让“新世界”重振雄风，成立了“新世界”商场管理处，l950年6月11日，“新世界”以新的风采重新开业，之后连续经营了40年。
1991年，因旧城改造，胜利路拓宽，历时60多年的“新世界”老建筑被拆除，商场搬迁到青年路北段路西新建的新世界大厦一至四楼营业，仍称“新世界”商场。2000年，“新世界”商场被婴儿乐集团兼并，2001年，新世界大厦被拍卖，从此，“新世界”这个名称，在烟台商海中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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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设市以前
中国近代史记载着一座北方最早开埠、举世瞩目的商埠一烟台。烟台这个称谓虽然早在明初就产生了，但正式作为市名，则经历了500多年，设市以前是什么？简述如下。烟台地域原属福山县（今福山区），明万历l0年（1582年）以前，福山县设4保29社，万历l0年以后，4保沿之。29社调整为23社，烟台地域属东北保。东北保内的奇山所，因系军事城堡，不在保治之内，清康熙年间，废卫所制，奇山所划归福山县，清沿明制，仍设保社，奇山所并入东北保，改称奇山社。
清咸丰11年（1861年），清政府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委派直隶候补知府王启曾到烟台宣布开埠，开埠后的烟台是什么？仍未定位，人们只按习惯称烟台。烟台开埠第二年，登莱青道署由莱州移驻烟台，但不是烟台地方政府，烟台仍属福山县东北保。此时期，以天后宫（大庙）为轴心，出现了初具规模的商贸中心，俗称烟台街，烟台街商贸发达、海运昌盛、工业兴旺、文化繁荣，是烟台城市化的萌芽。清光绪34年（1908年），废保社制，改用区制，福山县共划20个区，将原东北保的奇山社、烟台街等，统称烟台区。民国时期，1913年设烟台镇守使公署，改烟台区为烟台警察特别区，（简称烟台特别区）仍为福山县属地。
1928年8月，号称胶东王的刘珍年率部进驻烟台，刘珍年盘踞烟台期间，统揽军政大权，此时期，史称军政统一的独立时期。
1934年，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渠下令，设烟台特别行政区，任命张奎文为烟台特别行政区专员公署专员、公安局长，直属山东省政府，自此，烟台脱离福山县。据1937年出版的《烟台大观》记载，烟台特别行政区的范围是，“东至卡子门，北至北海，南至塔顶，西至芝罘屯”。烟台特别行政区的范围虽然不大，却充满着现代都市氛围。烟台始称烟台市是l938年，据市史志办编《烟台百年大事记》记载：“1938年2月3日，侵华日军侵占烟台，4日，成立伪烟台市公署。”由于烟台市是侵华日军命名，故在烟台市前加“伪”字。l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天后烟台解放，正式成立烟台市人民政府，代理市长于谷莺。从此一座人民当家作主的烟台市，以其特有的风采，屹立在中华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