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VS莫言：“乡关”何处？-东亚评论
大江健三郎和莫言文学中“故乡”意象的同构性解析
作者简介翁家慧 北大日语系副教授，文学博士。著有《通向现实之路——日本“内向的一代”研究》，译有《大江健三郎传说》《广岛札记》等。
纵览世界文学史，故乡是一个永恒的母题。作家们用各种手法在作品中或隐或现地建构独特的“故乡”意象，建筑起自己的文学世界。为其作品风格增添一抹与众不同的色彩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家作品的辨识度，无意间还代言了出身地的区域文学。一旦此类作家及作品出现群体效应，就出现了所谓的“海派文学”、“京派文学”等以地理名词加以区分的小说流派。对于受地域文化影响比较明显的作家及其作品，从两者的对应关系来做影响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作家研究中的一个课题翻滚吧牛宝宝，近年来又有了“文学地理学”这个新的研究角度，可见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始向纵深化和理论化方向发展。
在中日现当代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中，同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且私人交往非常密切的两位大作家——大江健三郎和莫言文学中“故乡”意象的建构成为学者们最感兴趣的课题之一。大江文学中的“峡谷村庄”，莫言文学中的“高密东北乡”，二者均是作者的出身地，它们和福克纳笔下的美国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笔下的拉丁美洲马贡多镇一样，作为承载历史叙事、与主流文化对抗的“边缘”文化的空间意象出现在各自的文学作品中。是两位文学巨匠之间的不谋而合，还是殊途同归的必然？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关联性和相似性呢？以中日两国学者的先行研究为基础，利用比较文学、拓扑学和拓扑心理学中的一些方法和概念，对两位作家在“故乡”意象构建过程中的特点进行归纳和分析，并试用拓扑学中“莫比乌斯”带的概念来描述两者的同构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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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切入，并针对大江和莫言文学中的“故乡”意象最早进行专题研究的是林啸轩《文学地理上的两座高峰：大江的“峡谷村庄”与莫言的“高密东北乡”——文学中“故乡”的比较》。该论文主要从创作动机、影响源头、叙述特色、题材、创作立场等五个方面比较和分析了大江与莫言作品之间的异同，并指出莫言所代表的中国文学具有了问鼎诺贝尔文学奖的实力。论文的写作目的虽带有中国人特有的诺奖情结，却也不能否认这是一部具有先见性和预言性的论文。尤其是对大江的“边缘文学”和莫言的“民间创作”的创作立场做出了比较准确的定位，从多方面论证了两者在文学创作上的共同特点，在这一专题研究领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哥本哈根减肥食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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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赵述晓的硕士学位论文《论大江和莫言的故乡想象与艺术超越——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和<红高粱家族>为视点》结合作家口述自传等材料，将二者文学中的“故乡”意象的建构过程进行了比较清晰的描述，对故乡性征和艺术征象进行了归纳，并对不同文化背景下作家的民族意识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共性进行了分析，认为两位作家“从各自的民族和故乡中汲取营养，融合历史文化与生命体验，通过人性的冲突与争斗，透视出他们对生命和文化的深层思考。”这个结论也基本符合中国国内对于两位作家在文学主张和艺术特征等方面所存在的共性的看法。
因受客观条件所限，有关日本学者在此研究课题上的研究现状，大隈满和铃木健司编著的两部论文集《大江健三郎研究Ⅰ?四国的森林和文学的想象力》和《大江健三郎研究Ⅱ?大江健三郎和“峡谷村庄”的诸相》，使用田野调查的方法直接到大江健三郎的出身地爱媛县内子町大濑村进行实地调查，分析了作家与其出生地区域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但从当代中日比较文学的视角切入，对大江和莫言的作品进行文学地理学意义上的研究者，在日本学界尚属鲜见。
关于本论文的研究对象，从比较文学视角切入，并结合文学地理学、拓扑学等概念进行系统结构研究的论文尚未面世。本论文希望通过方法论上的新尝试，更加清晰地阐明两位作家文学世界内部的相似性或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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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江出身地的大濑村，并非从一开始就作为“峡谷村庄”的空间符号出现在其作品中。关于大濑村历史地理的真实面貌，日本学者黑古一夫在其所著的学术评传《大江健三郎传说》中进行了如下描述。
关于大江的生长的“峡谷村庄”（原爱媛县喜多郡大瀬村），《新编内子町志》是这样记录的：
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随着町村制度的实施，产生了包括内子町、大瀬村在内的五个村，1955年（昭和三十年），四个村合并入内子町。大瀬村位于喜多郡的最东端，跨小田川南北两岸，自古以来属于大洲藩领地，据记载，该地盛产大米、大豆、纸、鲇鱼等。明治初年，有居民776户，人口3168人。从宝历年间（1751-1764）到大正年间林知誉，是全国的木蜡产地。1788年（天明八年）乔尼·乔斯达，发生了“大濑骚动”，据推断是饥民逃散所致。之后，在幕府末期的1866年（庆应二年）7月15日，发生了持续三天的“奥福骚动”，以内山盆地为中心的30个村，大约1万名农民，以物价上涨为理由小林绿子，洗劫了商家。
在这个“峡谷村庄”，大江家从事的营生就是从农民手中购买制作和纸所用的材料——三桠，经过加工之后，送到内阁印刷局作纸钞用纸。1935年1月31日，大江健三郎诞生到了这个家庭，他是家里面的第三个男孩。他家一共有七个孩子，在大江上面还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下面是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大江九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在那次“奥福骚动”中，大江家有没有受害，现在也没有定论，不过，江户时代大江家以武士身份采购山中特产、到了明治仍然继承祖业从事造纸业，大江去内子高中上学时就开始寄宿生活，而且，他家的其他孩子也都是寄宿在别人家里上完了高中。另外卢龙教师吧，大江还去东京上大学。考虑到以上种种情况，可以推断出这样一个结论：大江家在村里也算是一户殷实人家，说实话，他家还属于相当“上层”的那种家庭。
大江作品中出现的“峡谷村庄”和“奥福骚动”等内容确实来自于其出生地大濑村真实的地理和历史。通过对大江早期作品的梳理，“峡谷村庄”的雏形最早出现在他的中篇小说《饲育》中，这一空间意象在之后出版的长篇小说《感化院的少年》中呈现出比较清晰的模式，同时，小说中“森林”的意象也变得逐渐清晰和重要起来，当然，在其代表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以及之后的《燃烧的绿树》等作品中，所谓文学地理学上“故乡”意象的构建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和他习作期的作品，如《他人的脚》、《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等进行比对的话，很难找到两者在题材和空间意象上的连续性或关联性。
大江健三郎
憧憬法国文学，阅读了《法国文艺复兴断章》后立志学习法国文艺复兴。
高中复读一年后考入东京大学法语系，如愿跟随渡边一夫教师开始学习法国文学，在学期间对萨特的存在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从其毕业论文《论萨特小说的形象》便可见一斑。这也和二战后日本学界对于法国存在主义的接受和演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时关注时代问题的青年作家和评论家纷纷通过萨特、加缪等人的作品接受存在主义的精神洗礼。在大江的早期作品中，“监禁状态”是他受萨特存在主义影响的最为明显的一个空间符号。在《他人的脚》的开篇，他就写到“
我们在粘液质的厚厚的墙壁中生活着。我们的生活与外部完全隔绝史太龙，处在不可思议的监禁状态，但是我们却绝不企图逃跑，也不热衷于打听外面的信息琳哒是我。可以说我们没有外面的世界。我们在墙壁里过着充实、愉快的生活。”
在《奇妙的工作》中，他设置了一个被监禁、被封闭的状态；在《死者的奢华》中，主人公“我”呼喊道：“现在可是真正的监禁状态啊！”类似的描写在大江早期作品中不胜枚举。有关“监禁状态”的象征意义，正如他在《奇妙的工作》借主人公之口所言：“
我们这些丧失了个性，彼此相似，软弱无力地联系着的日本青年！……我今年二十岁。在这个奇妙的年龄里，我已是精疲力竭。”
大江尖锐地指出，二战后日本社会闭塞的现状造成了青年人疲惫困顿，不知所措的精神状态。
借用拓扑学中的“边界”等概念，来进一步解析大江文学中“监禁状态”、“峡谷村庄”和“森林”等意象的空间特征。拓扑心理学中有一个与“监禁状态”极为相似的现实空间——监狱。理想状态中的监狱是与外界隔绝的，是完全封闭的一个空间，但在现实当中，这样的空间并不存在。根据拓扑心理学的观点，现实中的监狱和外界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共有空间，那就是拓扑学上的“边界”。
“边界”的概念在建筑中的具体体现既可以是房屋的“墙”，也可以是城市的“城墙”邪兵谱。从建筑学和符号学的研究来看，在欧洲的住宅中，章慕良“墙”所产生的防护性确保了家的存在。日式住宅的墙壁要轻薄得多，而且还有木拉窗和木移门，它们只能起到视觉上的约束。另一方面，作为防御外敌和在其内部划定共同空间的城墙，对于干燥地区的人们而言是不可或缺的，而作为岛国的日本却不需要这样的“城墙”来保护自己。日本建筑学家芦原义信认为：
日本人心理上的“边界”就是海洋，这一天然“城墙”并不需要他们去修建，同时又能使他们安心生活；二战之后日本的大家族主义开始崩溃，当大家庭内部出现反对意见时，传统的做法是忍耐，但是现在为了维护个人尊严，人们开始谋求建立新的“边界”。
日本人对于“边界”概念的理解更侧重于其作为“共有空间”的作用，既可以隔绝，也可以融通，简言之，他们的“边界”概念具有明显的双重性特征。日本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在《文化和两义性》一书中就强调了“边界”的双重意义。
“边界是多重意象叠加的场所，比如内和外、生和死、此岸和彼岸、文明与自然、固定与移动，农耕与荒废、富饶与灭亡。和边界有关的习俗，可以认为是在此种多重意义在形式上的对应物。”
“在特定时间里，人可以把自己放在边界上、或者边界中，把自己从受日常生活的功利性支配的时间和空间的轨道解放出来，直接面对自己的言行所具有的潜在的意义和作用，从而获得‘重生’的体验。”
日本文学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同样受到萨特存在主义影响、并在作品中大量使用封闭空间的作家——安部公房的早期代表作《墙——S?卡尔玛氏的犯罪》。在小说的结尾处，主人公变成了一堵墙。他在寻找自我存在的确凿证据的过程中，“把自己放在了边界中”，“直接面对自己的言行所具有的潜在的意义和作用”，从而获得了“重生”的体验。大江最初构建“峡谷村庄”这一“故乡”意象的时候，是从萨特存在主义的“监禁状态”出发，并以此作为二战后日本青年们所处的时代闭塞、精神困顿的一个象征性的空间而设计的龙思雨。不过，这一象征意义上的空间并非完全封闭，也不是与外界彻底隔绝的。因为大江在作品中还建构了另一个空间，既围绕在“峡谷村庄”四周的“森林”地带。这一空间的建构为突破“监禁状态”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边界”，一个既可以隔绝，也可以融通的拓扑空间。
大江在口述自传中，强调了“森林”在其文学世界建构中所发挥的融通的作用。
大江作品里的森林、村庄，在多大程度上与真实的大濑村的历史和地理相重合？或是被错开？
——我在小说里写到的“森林”，首先是语言的森林，用语言建构意象的“森林”。从这里看到的森林，是温顺的、沉稳的森林。从这里沿着那条河一直溯流而上，那里就有一座叫做小田深山的既大且深的森林。从父母处听来的有关那座森林的情况，就成了我围绕“森林”的想象力之基础。在那座基础之上，我不管国内、国外以及历史之远近毒吻面具银魔，不断阅读着用各种语言表述的传承故事，从而构建起来语言的“森林”。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与我们当地历史相呼应的事件和人物，竟会时常出乎意料地从想象世界里降临并站立在现实的地面上……这样一种现象，便是写作小说的奇妙之处。
语言建构起“森林”的意象，既是大江出身地大濑村周围真实可见的森林，也是利用森林相关的故事所建构起来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融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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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自述和与大江的上述内容有很多相似之处，自己的出生地作为文学地理学上的“故乡”是近乎虚构的存在，但又和现实中故乡的地域文化、历史地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莫言在《故乡是我心灵不灭的存在——作家莫言对故乡情结的自述》中谈到：
在我的小说里面，关于故乡是我谈得最多的问题，也是我谈得最浮浅的问题黄治奇。我向作家和故乡的关系——古今中外的所有作家都无法会避开这个问题，一旦谈到他的创作，要读他的书，要对这个作家的故乡进行一个深层的了解，就无法离开故乡对他的影响。置于我的故乡——山东高密东北乡，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和现实差距非常大。有的读者看到我的小说后，真的买了一张火车票，真的寻找那片高粱地，寻找那片我小说里所描写的地形、地貌，去了以后，真的是大失所望。实际我觉得我不是骗了他们，而是他们把小说当成了真实。我小说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是文学的概念，是建立在真实的高密东北乡基础之上，它已经大大扩展了，它其实是虚构的东西，这就像美国的作家伏克纳，他也有一个虚构的故乡，包括中国许多作家也有虚构的故乡。
这个故乡是一个开放的概念。一个作家不可能永远写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事，那些事会很快耗干。我现在看起来把所有的故事都放在高密东北乡，事实上很多故事是我在北京、天津经历到的，甚至是我从国外电影上看到的，从外国作家书里读到的，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后来所有的故事都来自别人的故事，这样我才能持续不断地创作，我的资源才可以不被耗尽。
对自己在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构建“故乡”意象的认知，在构建过程中莫言还提到了福克纳（莫言文中写作“伏克纳”）的影响。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频频用于解释莫言小说中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张卫中在《论福克纳与马尔克斯对莫言的影响》从影响研究的视角，谈到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对莫言作品的直接影响。
近年来，有关两者之间的影响研究已经深入到神话叙事、互文性、创作手法等层面，比如王文、王荣伟合著的《莫言与马尔克斯：跨文化的神话叙事》、徐丹铃的《莫言、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特征“同源异质”探析》、汪梅清的《莫言<蛙>和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互文性研究》、滕光的《莫言与马尔克斯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技法比较研究——以<生死疲劳>和<百年孤独>为例》等论文。将莫言文学置于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视野之下，并如此密集地见诸报端，这一研究热潮的兴起与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与研究者的逻辑相背离的是，他们想要证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的观点时，作家本人却在公开场合表示了对“中国的马尔克斯”这一称号的否定。毫无疑问，作家如此前后自相矛盾的表述，让研究者有些无所适从。
莫言文学中“故乡”意象的构建吴士宏简介，究竟是来自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还是作家自发的创作理念？毕竟，莫言创作《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的时候还没有读过《百年孤独》，美国评论家托马斯?英奇也说过：“没有福克纳的影响，莫言也会这么写”。基于时间顺序所作的影响研究在面对当代作家时，必须要直面一个令学者烦恼不已的现实：作家会在自我言说过程中不断修订作品和自我创作的历史。
在同一篇访谈中，他承认“高密东北乡”这一文学空间的意象的建构和日本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的《雪国》有着直接的关系。
进了军艺，我发现我不是没有东西可写，而是有写不完的东西。过去认为毫无意义的事，现在都可以当作很好的材料。这种变化是从《白狗秋千架》开始，《白狗秋千架》中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概念，这是受川端康成的影响，受《雪国》中一句话的影响龙飞三下江南，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在85、86年就写出了一系列小说，如《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金发婴儿》等。……这批小说在文坛上确定了我的地位。
这决定性的一句话是《雪国》中关于秋田犬的一句描写：“一只壮硕的黑色秋田犬蹲在那里的一块踏脚石上，久久地舔着热水”。这句话激发了莫言的创作灵感，成为他暗夜中的灯塔，让他明白了什么是小说，知道了应该写什么，也知道了应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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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似乎发现大江和莫言在构建各自文学世界中“故乡”意象时，存在着很多相似的地方赠我一世蜜糖，一旦深入研究却又似是而非。比如，两者都是受到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大江所受的影响来自萨特的存在主义，莫言的话，勉强可以用一下魔幻现实主义或是带有传统审美特色的川端文学来解释。不论是大江，还是莫言，他们对于外国文学的阅读和接受模式是变化多端，真伪难辨的。在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时，平行研究或影响研究都难以达到追根溯源的目标，在方法上面临着捉襟见肘的窘境。
在考察两位作家构建“故乡”意象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两人和故乡的关系及其对于故乡的认知变化过程中存在着相同或类似的系统结构——在建构“故乡”意象的过程中，两位作家在认知上存在着同构性的特点。
从过程来看，两位作家先是远离故乡。2009年1月，大江在北京大学做了题为《真正的小说是写给我们的亲密的信》的讲演，他在其中提到自己当初离开大濑村时的心情：
然后，我考上了大学的法国文学系，其实，在那一刻，我就已经违背了和母亲之间的约定。即便我成了一个法语专家，我们村里也没有任何法语老师的教职；即便在我们县里的大学，当时也没有开设法语讲座，所以，别说和四国森林里的伙伴们一起做事了，我就连在四国的地方城市大学里找到工作的希望都没有。不过，作为一名二十三岁的东京的大学生，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我在东京大学的报纸上发表了一篇短篇小说，叫做《奇妙的工作》。
在这篇小说里，我把自己描写成一个生活在痛苦中的年轻人——从外地来到东京，学习法语，将来却没有任何希望能找到一份固定的工作。而且，我一直都在看母亲教给我的小说家鲁迅的短篇小说，所以，就在鲁迅作品的直接影响下，我虚构了这个青年的内心世界。
从上述引文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大江无法回到故乡的现实，也看到鲁迅作品在其文学起点上的影子。莫言离开故乡时少了无奈，更多的是对农村贫困与饥饿的逃避。他从十七岁开始，每年都参加征兵报名，但因为富裕中农的家庭出身，中途都被刷下来。直到二十岁那年终于爬上了装运新兵的卡车，踏上了逃离乡村的道路，希望通过当兵可以过上“不在农村劳动……想吃饺子，一天三顿都可以吃”的生活。
离开故乡之后，两位作家虽然都选择了在大城市生活，却在自己的文学世界中重新遇见了自己的故乡，并通过虚构和重塑的方式构建起乌托邦式的“故乡”意象。两位作家的故乡因其地缘特征都被放置到与城市相对立的农村或山村的位置，简言之，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在文学中被置换成了“中心——边缘”的对立关系。
大江谈到对于“郊外”一词时，说那是一个没有丝毫真实感受的场所。而莫言的作品还涉及到一个中国特有的时代背景，即新中国成立之后一直存在的“城乡差别”，由此造成的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之间的关系已经不简单是中心和边缘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对抗关系。
大江健三郎
我所度过的人生，是被村子和东京这座大城市撕裂开来的人生。虽然身在东京，却在书写森林里的故事。可一回到森林里来，又开始考虑前往外国的事情了……实际上，这就是我的人生。
莫言
这种对抗增强了农民对城里吃‘商品粮’人的反感、羡慕、嫉妒、仇视；也同样增强了吃‘商品粮’人对农民落后、愚昧、狭隘的蔑视中山桥一霸，这些都是城乡差异造成的。我想这两个东西对我有很大的影响。……我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根在农村，对城市文明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我只能找一条中间的道路。
平行研究中在文学中建构起“故乡”意象之后沙沛，两位作家都非常明确地表示了此“故乡”非彼“故乡”，是虚构，是超越，是文学的手法。二者通过文学把实体的故乡对象化，成为了文学世界中的一个镜像，其中虚虚实实已经无需分辨，也难以辨得清楚。
由此可以发现两位作家在构建“故乡”意象时，存在着一个非常清晰的“莫比乌斯”带的认知结构。他们都是从故乡出发，朝着背离故乡的方向前行，沿着“莫比乌斯”带所形成的封闭曲面，到达现实故乡的镜像，实现了对“故乡”意象的文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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